在现实中，我们以某种联系建立起与远方灾难的联系，也就是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属于非常敏感的关系设定。如果不是有八名同胞名列埃航空难者名单，这大概率就是一个轻微的国际新闻，很快会被忘记。但现在的情况是，它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在那名遇难的大四女生身上，根据舆论变动，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一次争议是，杭州媒体按照接近性原则披露了该女生的微博账号，媒体受到了强烈批评，记者试图探访女生消息的私信被公开，媒体该不该挖到这一步，意见相当对立。

在第二次争议出现在该女生微博被“定位”后，一些攻击性评论开始聚集在她的博文下。这些评论主要从评判女孩的生活方式——比较富裕的个人生活展示、以及生命最后去到非洲的行止——制造恶意，认为女孩“不值得同情”云云，不乏污言秽语。

对于第一种争议，新闻人士有不同意见，大概观点以朱学东四年前的意见为宗朱学东：遇难者报道已成为抵达灾难真相的一种努力。他阐释的是非常老派的新闻理念，认为死者是灾难报道的必要组成，对死者信息的讣闻报道是追求真相，而追寻真相是媒体的最高伦理，坚持专业操作不会侵犯死者隐私。

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披露女孩社交媒体账号，可能导致网络失控，比如激发人肉搜索，进而引出网络情绪的阴暗面，对女孩及其家人造成二次伤害。张丰在大家专栏中提出过“二次死亡”的比喻，将这一原本属于直觉的反感正规化了。

第一种争议的后果，是导致朋友圈的低烈度分化，这让人明白一个道理，新闻人格与媒体人格可能是两种东西。从我在友圈的小调查看，明确反对披露女孩数字遗产的人占多数——但我明确地知道，那些赞成披露的朋友也很多，只是不想多参言。

而对于第二种争议的反映，微博官方是直接而果断的，它密闭了遇难女生的微博账号，删除了一些言语出格的账号。微博有它的理由，比如挑拨仇恨之类，也是有道理。换句话说，女生的数字遗产现在由新浪微博接管了，这是事件演化的新情况。

媒体报道遇难者的微博情况，以为是将远方新闻“落地”、本土化的惯常操作，却招致强烈的批评声浪。许多新闻人士感到错愕，所以不惜以重申常识来重复新闻专业主义操作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安全性。老实讲，这个解释的效果并不好。

影响新闻人士解释效果的，其实是早已经贯彻在舆论场合的“厌媒”情绪。这一情绪从新京报、澎湃新闻追踪汤兰兰事件时一下子冲撞到舆论中央，埃航空难中厌憎媒体的情绪，是可以追溯到它那里的。可见，汤兰兰事件之后，媒体与受众并无和解。

因为大量涌入女孩微博账号的恶评，似乎证实第一种争议中反对媒体介入女孩报道是正确的，如此，再会加重一些人对媒体的成见，成见就会自动巩固，心结就难以解开。有一种感觉是，媒体与它的部分受众，因为新闻报道愈加分裂。

归纳起来看，这是一个掺杂了媒介素养与朴素认知、新闻为王还是舆论为王、社会如何处理数字遗产、网络恶意纠缠新鲜素材、仇富情节+丑女心态犹如幽灵般存在等诸多因素的庞大命题。一些坚固的东西开始崩溃，一些既定原则要处理新问题。

死者是灾难事故的有机组成部分，报道死者是非常严肃的专业事务。应该说，在埃航空难中，无论是媒体突出中国籍遇难者，还是信息“定位”具体死者，都是无可厚非的新闻手法。在国外媒体中，讣闻是很严肃的报道问题，国内也有不间断尝试。

讣闻报道背后的价值理念是值得尊重的，生命无常，尤其在突发灾难中离逝，更显出生命的宝贵。讣闻报道纪念死者的一生，或者截取一个侧面加以呈现，断然不是为了八卦死者，而是提示生命的重要，并在效果上延伸到真相的追问上。

但是，那些反对媒体报道的，究竟是反对什么？他们的担忧是否有道理？这也是在事后阶段可以思考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媒体仅凭专业主义的原则与自信，其实是无法说服反对者的。要么继续坚持新闻“基本法”，要么多一层进路的考虑。

其实，报道遇难女孩信息与报道女孩账号，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涉及到公共事件中被动卷入的个人信息，后者即使平常是公开、但因为离逝这个变量具备了广义隐私的考量，由此变得更加私人化。可能反对者欠缺说理吧，两下交流变得困难。

这也就是朱学东说的，“逝者报道首先是个实践问题”。这也意味着就事论事变得格外重要，其实也在无形中促使我们反思，即使是正确的报道原则，一旦运用在具体信息、具体人等身上，是不是也要有非常精细的计较与缜密操作？

易言之，微博账号作为数字遗产，无论女孩生前是怎么公开写作的，不忌讳陌生人读到、知晓，但在她遇难后，对账号做些必要的处理再报道是不是更合适？而这种处理当然要尊重家属意愿，即使同意，也要做出专业主义的筛查。

媒体以“接近真相”的理由来披露账号信息，是以公共利益先入为主，即使在具体操作中能够有恰当处理，只怕也还是会留人口实。考虑到汤兰兰事件对媒体不加甄别地攻击行为，这类攻击行为的动力丝毫没有衰败，只会被新鲜事例鼓动得更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以“数字遗产”而不是“公有信息”来处理遇难女孩的微博账号，由此产生的正当且正派的处理方式，不再仅仅对媒体有约束力，也理应成为一般人的行事准则。超越信息层面后，事情会变得更简单还是更复杂，我不知道。

当然，上述争议和讨论隐含的前提，是我们假设遇难女生不愿意在身后公开微博账号，或者对公开与否有犹疑。也不排除有的人并不在乎被公开，所谓数字遗产之类，任人评说，无所谓。这就涉及到当事人能否有个选择的问题。

也许，新浪微博或者其他社交媒体账号，都应该补充设置，让用户补签一个协议啥的，是愿意平台在确认亡故消息后关闭自有账号，还是听凭它继续以不受干扰的方式存在网路空间。这也就超出了媒体报道的原则问题，也可能与原则在动荡舆论中生存有关。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