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骂苟晶的都是苟且之辈 | 舆论手札-宋志标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在山东方面表示彻查苟晶被冒名顶替一事后，7月4日下午，几个省级部门联手的调查组发布了调查通报。有必要提醒的是，调查组在之前赶赴湖州接触了苟晶，而她在微博上表示过受到了许多压力。通报一出，它就成了全部，没人再去关注苟晶的心路历程。

　　回到通报的内容上。它确认了苟晶1997年高考被冒名顶替的事实，通报后半部分给予政纪党纪处分的十来个官场小吏，联合起来，让班主任邱印林的盗窃计划成真，苟晶的身份、档案、身份证在这一年被邱小慧冒用。这是通报的核心结论，证实了苟晶的主要指控。

　　再一个，苟晶1998年高考被调查组定性为“正常录取”，尽管所用的档案是邱印林偷偷制作的一套。相对于苟晶这些年在心底里推演的谜团，这个调查结论可以解释了邱印林“狸猫换太子”的持续动作，也可以呼应舆论关于“苟晶第二次高考录取是如何实现”的质疑。

　　从调查组披露的成绩看，苟晶高考成绩与她的摸底考试等有差距，97年低于录取线，98年略高于录取线。对90年代高考有基本了解的都知道，模拟考与高考成绩有落差，是常见的情况。整个90年代的高考录取比例很低，竞争残酷，不独山东才有。

　　在这个通报出来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理性、客观、中立的类型，俗称为理中客的，像是吹响了集结号，开始淡化苟晶被冒名顶替的恶劣影响；二是直接责骂苟晶，认为她“人设”崩溃，之前言辞夸大，没遵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常。

　　在我看来，这些理中客的依据是不成立的，是一种小人之心。而从通报出发，无视它的核心结论，反过来责骂苟晶“并非学霸”，“未受冒名顶替的影响”，都是唇红齿白的无稽之谈。即使不去推断这些论断的动机，但它们已产生很恶劣的效果。

　　有人认为，通报与苟晶所指控的不完全吻合，所以她就是怎样怎样。苟晶是一个个体，一个有直接证据（邱印林的所谓忏悔信）能推导出自己被冒名顶替的人，她没有权力和能力调查整个事。调查事实是官家的责任，公权的义务，不能本末倒置。

　　认为苟晶没有反映全部的事实，或者事实理解有偏差，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将本属于学校、教育局、纪委监委的调查任务强加给苟晶——或者任何卷入类似处境的个人——往轻里说，是苛责；往重里讲，这就是善待公权、恶猜个人的无能之举。

　　像冒名顶替这样的操作，很多时候不见得是掌握多大权的人所为，更多是县域关系网络中低阶官员就可以完成的。从山东通报的冒名顶替个案看，提档、伪造档案、重新制作身份证，都是县官不如现管，这是县域“纸牌屋”的无声默契作业，外人无法洞穿。

　　在这种情况下，苟晶从自己的经历、经验出发，推测自己在班主任、学校等方面遇到了不好的对待，这是很正常的表现，她即使无法准确地、完整地还全部事实，但苟晶又不是诬告诬陷，调查组甄别、补充、核验相关事实即可，苟晶没有任何义务要为“事实不准确”负责。

　　除了拿“事实不准”来打苟晶，还有一个很有迷惑性的攻击角度，说她没有受到冒名顶替的“实质”影响，所以她叫苦喊冤就是“矫情”。在这种责骂苟晶的模式下，隐藏着至少三种立场：一是常见的厌女症，二是追求完美受害人角色，三是混淆视听。

　　以被冒名顶替者受害程度不大，来否认他们的愤怒、控诉、主张——总的来说是否认他们的存在感——这首先是一种失焦的行为。因为在所有冒名顶替个案中，最该关注的是这一恶行本身，是谁通过什么关系用了什么手段掠夺他人身份，如何侵害无辜人的人格权。

　　山东调查组确认了苟晶被冒名顶替的事实，至于她受了多少伤，有没有真的被“偷走人生”，命运有没有因此逆转，都不是责骂苟晶的理由。责骂苟晶不够惨，所以她不算是冒名顶替受害人，再推导出她的人品问题，这一套言辞是很下作的。

　　之所以说这套修辞是下作的，证据来自于使用者本人，是自证的。因为，这些人比较了陈春秀与苟晶，认为陈春秀够惨，她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被冒名顶替者，所以陈春秀值得同情，而苟晶不值得同情。正是这种看似有理的列举法，暴露了论者的短见或龌龊。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陈春秀，还是苟晶，都是同一套冒名顶替术的受害者，在她俩背后，闪现着相同部门职能的作奸犯科者，他们不管是在聊城，还是在济宁，县域“纸牌屋”采用的是同一种手法。不管是更多地怜悯陈春秀，还是更少地同情苟晶，这套作恶手法不多不少、不增不减。

　　在如此雷同的冒名顶替手法下，说陈春秀因为伤得更完美、苟晶伤得不够完美，所以苟晶就是“居心叵测”的家伙，这种错乱的逻辑要如何自圆其说呢？只能雄辩地证明，这种比较下，所谓对陈春秀的同情是假同情真虚伪，对苟晶的苛责是真小人假君子。

　　通过追求一个完美受害人角色，苛责苟晶之种种，实际效果是掩盖了苟晶被冒名顶替的模式，淡化了那套联合作业的幕后罪责。当然，理中客会辩解说，他们也抨击冒名顶替的黑箱操作，但要看后果云云。可这套操作在制造陈春秀们、苟晶们的时候，也会如此“体贴”吗？

　　陈春秀和苟晶都是冒名顶替的受害者，陈春秀的执着与苟晶的坚定是一致的，都是寻求被冒名顶替的真相。她们都出身寒门，都做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梦，却是为别人苦读。她们是同一个刀锋的受害者，数着苟晶的伤说不够数，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出口的。

　　陈春秀与苟晶也不是不能比较，但不该比较谁的伤更完美，而是比较她俩受伤的形式。陈春秀受的伤是大学梦的破灭，苟晶受的伤是不再信任家长的同学、师长等关系，她痛恨那片是非不分的土地。这种决心要做故乡陌生人的伤痛，在苟晶的讲述中充分展现。

　　冒名顶替带给苟晶的深刻的精神创伤，它没法量化，无法显性地通过具体诉求来弥补；因为这种伤特别个人化，无法被真正地感同身受，所以也无法博取很多共情。在同样经历下，苟晶面对那些心知肚明却沉默的同学，面对所谓练达实质是背叛的人情，这种痛感更深。

　　但对那些责骂苟晶的人来说，她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过得好，所以造成一个微妙的局面：对陈春秀可以轻易释放的同情心，是对低到尘埃里的人的同情，它很容易释放，并让同情者获得道德的虚荣心。而这套自上而下的廉价的同情机制，在苟晶这里会失效。

　　有一种观察也许不那么全面，在社媒大行其道的认知世界里，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他们要么看重从成功者那里映射生而为人的未来幻象，要么从被欺负被侮辱的人那里映射高人一等的道德感。对那些中间的毅行者，反而是诋毁大于尊重，泼污胜过体面。

　　依据比惨，来分配社会同情，这是非常不堪的人间景象。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有稳固的是非标准，很难有稳定遵守的原则。这样的不稳定，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粉碎的状态，也让一些舆论引导有了“抓手”，有了可以着力的点，不是徐图而是快速地催化舆论成果。

　　与上述讨论无关的一点是，我们谈论了许多被冒名顶替的个案，也不得不接受调查结果的有限指向，但我们似乎不善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即使不被冒名顶推，不曾经受这些，陈春秀们、苟晶们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吗？当然这是假设性问题，没标准答案。

　　这有点扯远了，不再是时政的范畴，进入文学的空间了。但还是好奇，当人们在谴责陈春秀被“偷走了一段人生”时，究竟是指什么？现有的冒名顶替者都有公职，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可是，陈春秀他们即使没被冒名顶替、哪怕上完大学也不一定能拿到。

　　所以，在冒名顶替事件中，什么才是那称得上是“希望”的部分？（没人会天真到把调查视作希望吧）寒门苦学，冒名顶替，十多年后惊觉……都很打击人。真正励志的部分也许闪现在苟晶身上，断然告别，不懈打拼，借时代浪潮超越厚黑学盛行的地域。

　　回到主题上，即使以最大善意来理解那些责骂苟晶的人，哪怕他们仅仅发自内心，也不能以“失去某种人生的可能性”来增减受害者权重。这配合的是议题失焦，是狗苟蝇营，是苟且之辈的做法——因为它是新的污染，新的伤害，灌注到恶之花的土壤中，变成恶的一部分。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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