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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电影院小厅第三排看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然后花了两个半小时恢复电影带来的眩晕感。以至于,我在朋友圈提醒朋友,买票要选后排的,至少五排以后。不出所料,眩晕感成为这部电影被第一位谈到的观感,感觉有些东西确实被动摇了似的。
 
摇晃:作为风格与基础
 
眩晕感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形式,手持拍摄、追随拍摄、一镜到底,镜头从不打算稳定下来。但眩晕感也是多变的,其烈度遵循着某种节奏。以连阿云舞台演唱为前后的划分,因为这个歌唱场景的画面最稳定,让人觉得连阿云承担着某种平衡的作用。
 
手持动感拍摄据说是娄烨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如此强大、极富侵略性,以致于电影的所有方面都要跟着变动,好像风暴对风的改变。电影的节奏、气氛、转场,角色的表演、冲突、内心,统统受到这一拍摄手法的统领。彻头彻尾的跟随拍摄,完成了这么一个彻底的风格化。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电影的晃动颇有微词,但在议论时所说,并不是把晃动当作“无聊”来议论,这说明观众在排斥晃动时,并未拒绝借由这一形式赋予的内容,伴随眩晕的是不断思索,以及那些停不下来的剧情、角色的命运跌宕,眩晕或许将真实世界与故事世界打通了。
 
手持拍摄作为娄烨的选择,不是降低而是极大地提高了整部制作的难度。调度的难度是其一,不存在静止,所以所有演员都得像“现实”那样动起来。表演的难度更大,因为摄影机停不下来,角色必须在镜头下给予多样的回应,脸部神情必须动荡,否则就会僵。
 
停不下来的摄影机,直接导致影片节奏必须快捷,而快捷的节奏无形中会提高节奏的敏感度。这就带来一个无法预料的后果,当娄烨必须按照要求删改电影时,第一个被损害的就是节奏:不得不去打磨节奏,节奏会变得格外薄、格外脆弱,这回累及太多方面。
 
许多意见认为电影背景交代的不够、人物关系不明等等,也就是电影的逻辑被反复责备,以为是一种失败。是不是“失败”暂且不论,但强sc与弱形式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应该被考虑的因素。节奏作为故事最小的构成单元,一旦被动摇,后果是显著的。
 
即使这样,娄烨像个勤勉而不甘放弃的裱糊匠那样,在不得不削薄的节奏之间奋力维持,既要竭力捍卫移动拍摄的基础风格,又要调整节奏来应对无法抗拒的需求。这个过程远远超出了拍摄的周期,相较于娄烨受到的那些,我们观众受点眩晕感,算什么?
 
得益于镜头的晃动,长达三十年的时代被极其感性地引申出来。姜紫成、唐奕杰、林慧、连阿云、杨家栋、小诺他们摇摇晃晃的命运纠缠到一起。他们之间的平衡,因为唐奕杰之死被打破,每个人的欲望喷薄而出,彼此之间互为障碍,晃动镜头因此成了特别合适的表达语言。
 
也注意到,有些人非常反感在sc的前提下讨论本片。我很愿意去理解这种情绪,当sc成为无法被挑战的东西时,人们情愿无视它,然后再来谈艺术的成就,将它纳入创作的常规挑战。但它对具体作品的影响,只怕也不能漠视,毕竟它成为一种限度,这种觉悟也该有。
 
换句话说,娄烨不是孤独拍摄,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创作的外部力量介入进来,与他并肩创作,并且指挥着他。电影作为最后的制成品,当然有娄烨的风格,但也不完全包含他的创作本意。其间的幽暗心态,恐怕无法为外人道——遗憾的是,外人也没有义务理解或接受这些。
 
有的人必须要在本质上不属于他的创作上署名,这也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是什么让他们接受这个事实?所谓韧性,无非是忍辱负重而已。就像唐奕杰,与林慧的婚姻徒有其名,但又用实际不存在的父女感情欺骗自己。剧中人的欲望世界,谁能说与娄烨的处境没有关联?
 
教科书级的故事设计
 
这些年来大陆电影市场的贡献之一,就是对观众的教育,起码让他们知道了类型片的存在。但这也会带来尴尬,许多人批评《风雨云》是四不像,说它具有悬疑片、犯罪片、爱情片等气质,但又难以具体归类。这种分类竟然构成困扰,也说明电影教育还是简单了些。
 
如果硬要归类,娄烨的新片是混合类型,也或者或是反类型。如果这种解释能让类型归纳的处女座人士好受一点,是可以不必纠结于“它是什么片”的追问上。观众有类型意识不错,但并没有相应的复杂心理,所以到《风雨云》这,浅浅的强迫症就犯了。
 
与类型疑惑相对应的,是批评《风雨云》的故事性差,这恐怕是一个天大误解了。即使经受不可抗力,《风雨云》的故事设计仍是教科书级别的。在线性时间下,它老练地在经典剧情、极简剧情和反剧情之间跳转,既经典又无限,别具一格。说它没有故事、不会讲故事,这真是冤枉人。
 
仔细看来,对电影故事性不足的判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故事的完整性不足,二是认为故事的逻辑性不够。可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又可以对影片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中会补上各种背景和内容,用以完善主角的人生——而电影只讲了三十年而已。
 
对故事完整性的理解,在考虑那种因素时,也需要审视我们自身对“完整性”的理解是否适当。完整性不等于事无巨细地交代,尤其对这么一个片子。实际上,即使背负重压,《风雨云》的故事脉络仍然清晰,坚韧不拔,最薄弱处也是草蛇灰线般勾连、衬托、呼应。
 
就像上面说到的,大多数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是意识不到自身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意味着,观众对电影的理解极少启动自身经验,尤其当电影涉及略宏观的时代议题,信息量少造成代入感的薄弱,观影就成了单向的传播。在批评电影角色内心单薄时,很少会想自身内心深度欠奉。
 
这就带来某些尬聊的机会,当娄烨说“这是一部讲述时代中人的私人电影”时,一些观众不接受,却说,“这不过是你娄烨一个人的电影”。sc不是一种远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实际上最终会落实到观众的感知能力上。这么说,都不构成辩护,是事实描述。
 
另外,电影的故事不等于新闻报道的故事,文本差别悬殊,前者远比后者复杂。电影故事就是一个巨大的事件,具体到《风雨云》,就是青年时代的姜紫成、林慧、唐奕杰,如何在改开年代投身政商、相互掩护,而又因深埋的情感错位分崩离析,下一代的制造了触发事件,又卷入其中,成为电影内外的导火索。
 
至于说到逻辑性问题,这都不是问题。《风雨云》给予每个角色以强劲的动机、强烈的欲望,并在冲突中逐渐加深各自的困境。唐奕杰被小诺推下楼丧生,唐的困境被解除,但直接导致杨家栋的紧追不舍,动机与动机叠加、冲突与冲突混合,现实需求与不自觉的欲望交织。
 
这些其实都在不同面向上完成了逻辑交代,倒叙、插叙手法的使用,没有改变线性时间,但会在一定程度将逻辑复杂化,对于那些理解复杂电影、复杂情感不能的观众,抱怨也是在意料当中。当然,故事处在巨大的限制中,结构与意义实际上被阻碍了。
 
戴着镣铐舞蹈的风雨云
 
根据公众号“D记录”的表述,“《风雨云》2016年6月21日进入后期制作,修改了119版,2017年5月19日送审,送身后60天收到通知,影片没有过审。此后,一直不断修改,直到2018年11月,才拿到龙标。”而上映前几天的波折,更暗示了风险。
 
站在审片的角度,目的就是做好切割工作。假如那些猜测是真的,很可能审查要求已经令影片结构变形,比如让冼村重建事件与影片剧情脱钩,只局限在缘起的交代上,完成一个触发事件,然后就戛然而止。那么,政商勾结的具体展开,就只能“沉没”。
 
很多人抱怨的背景交代不足、人物内心单薄等,可能要追溯到这个源头上,因为那里出现了结构性缺失。但保留了一点,那就是以杨家栋的视角,进入姜紫成与林慧的饭局,X队长在席,一句“老杨的儿子”,对于政商关系、逻辑埋伏做了点睛式狭窄交代。
 
从电影最后的致谢名单看,涵盖了冼村派出所到区公安局各个部门,显示出影片拍摄克服的难度。但从另外方面看,拍摄时曹鉴燎归案判刑、卢穗耕外逃澳洲,冼村拆迁的黑金政治基本上清理,题材算是安全,所以才会有冼村直接管理部门开绿灯拍摄。
 
但后期的审片,始终要实现缩窄电影对冼村元素的表达,将就此发散出来的结构安排压缩到最小。审片相当用心,紧随审片的修改同样用心。这也是娄烨不愿意再对电影发声的原因吧,一来是创作者抗拒自我解释,专注创作,二来确实也是说无可说,不如不说。
 
对整个政商线索的压缩,后果就是将结构被迫集中在姜、林、唐、连的感情关系上,并且努力在这条线中,制造外倾于政商勾结的场景,比如连要告发引起她的死亡这条线。但因为不是堂堂正正地展开,暗示也还是曲折,自会影响道德意义的完成度,不够充分。
 
或许,一方面要为一镜到底制造足够的表演才能,另一方面要用表演弥补结构性缺憾,每位角色的表演都达到了峰值。角色与结构互动良好,而精彩表演也许是在审片的持续压力下、打磨节奏、维持故事不倒所能倚仗的,为完成后面这些附加的紧急需求,提供周旋空间。
 
审片原则无法一一揭示,但对警务人员荧幕形象塑造,大队长算是一个“特批”,但对杨家栋与小诺的形象设计上,则完全贯彻了“电影不是法外之地”的原则。电影最后的字幕,小诺落网,冼村拆迁圆满解决,在画面的开放性结局上,做了硬性的、非电影的封闭式结尾。
 
不知道其他观众对电影意义的理解,它是不是被表达充分?有没有表达到位?估计这些都是否定的答案。但可能有大中小三个层次的意义,最小的是角色塑造带给观众的感情戏,表达到了。大的时代意义,经过各种遮挡,难成立。至于中等意义,为广州拍一部电影,是实现了的。
 
一部电影如何找到安全的社会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映的传播力度,影响到票房。《我不是药神》在这方面做过示范,《战狼2》更是如此,这些勾连起来的社会情绪是无害的、或者是可以利用的。显然,《风雨云》的社会影响不在这类,这是它的遗憾,也是它的光荣。
 
2019.4.6.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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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

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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