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高龄的贝聿铭上周四在曼哈顿家中去世。一开始，大陆媒体在要不要撰写他的纪念社论上，似乎有所犹豫。媒体的杯弓蛇影并非矫情，近年来它们积极地写作名人评论，引起了不少的轻视。但媒体只是略微停顿，随即展开了第一波的论断。

涉及到的角度，都可以预料。大致的口径是抓住贝聿铭的华人血统，突出其古典审美，然后渲染其在世界上的声誉，从而塑造完成这么个形象：一位成功推销中华传统审美的世界级建筑师。这是媒体在紧促截稿要求下的立场，大概也不能苛求太多。

如果对建筑史稍作了解的话，可能就知道以贝聿铭的华裔身份进行审美推论，是对他的极大误解。不管贝聿铭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风格的标签如何排斥，至少在面对中国传统建筑因素时，他并没有做特殊的安排，更没有将它作为命定的东西加以接受。

贝聿铭出身很早就离开大陆，他在美国有着完整的教育经历。他的儿子不会讲中文，贝聿铭似乎也没有兴趣让后辈继承什么东方传统。即使他给儿子起了中文名，也无法否认他是彻底的美国人这个事实。在他的种族上引申太多，怕有过度阐释之嫌。

但贝聿铭确确实实对中国古代建筑传统有兴趣，这又怎么理解？一是贝聿铭的设计风格非常看重地域性，他对中国园林建筑的借鉴，跟他吸收伊斯兰建筑风格并没有两样。二是他血脉深处的中国情节，可能在偶尔的状态下溢出其职业克制，很难说是“寻根”之举。

贝聿铭1935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返回这个国家是1974年。他回来的大背景是尼克松访华，两个大国之间重新接触，中国向西方世界伸出橄榄枝。贝聿铭的回流拜大时代的潮流所赐，他对此抱有清醒的认知，体现为非常克制的职业修为。

1978年年底，贝聿铭再一次受到邀请，希望他在轰轰烈烈的改开建设高潮中担纲某种融合者角色。国务院副总理姑牧给他的承诺是，可以任选北京的地址自主设计，甚至许以长安街地段供其选择。贝聿铭拒绝了这个建议，却选了西北角设计香山饭店。

相比后来北京出现的鸟巢、央视大楼等个人英雄主义的建筑，贝聿铭在优渥条件下坚持专业眼光，不为政治豁免打动，表现出来的克制不愧是世界级的。香山饭店成为贝聿铭创设其中国化之旅的第一个作品，但效果并不如理想。

贝聿铭对香山饭店的设想，并不是要复制一个完全传统的东西，他力行的是第三条道路，既不是完全西方的，也不是完全民族化的。香山饭店也是贝聿铭最先尝试园林风格的作品，但因为江南风格搬到北地，最终要面对接受不能的复杂议论。

贝聿铭重返中国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对苏州园林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发展他独有的认知上，园林的虚实、庭院的空间成为他借以进行传统建筑叙事的主要框架。到了苏州新博物馆，他所践行的，仍是从香山饭店开始复苏的中国觉悟。

值得一提的是，贝聿铭在受邀返国的当口，正是他在美国遭遇职业挫折的关口。1973年1月-1976年间，贝聿铭事务所承接的汉考克大大楼出现严重事故，玻璃幕墙严重脱落，然后是长达数年的诉讼官司。贝聿铭是带着官司的沉重，回到出生之地的。

在说到贝聿铭的职业生涯时，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是绕不过去的事件，尽管入口那座透明金字塔还不能代表他职业高峰。这件事被叙说的角度，都是为了证明贝聿铭大胆作品的传奇，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不同制度下处理反对者的方式。

为了说服巴黎人接受他的卢浮宫设计，除了借助他那些高官的朋友圈之力，贝聿铭也没少直接面对反对者，本着设计师的职业素养解答诘问。而我们知道，在营造苏博时，有关选址问题也有着很大争议。尽管争议发自选址而不是设计，但也无法说贝氏可以置身事外。

实际上，在建造香山饭店时，贝聿铭就因为从石林外围取材用于庭院造山，受到过地方上的非议。但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无法大范围传播。而苏博的争议，发生在完全不同以往的媒体环境下，不过在这波舆论中也缺席了。

在苏州方面供选择的八个地块中，最终选择忠王府与拙政园范围内修建苏博新馆。这个地址与贝聿铭家祖上拥有的狮子林只有一路之隔，他在选址上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至今不详，但坊间传言贝聿铭希望在他祖地边上完成封笔之作，也不是空穴来风。

不同于贝聿铭需要出面摆平巴黎人的愤怒，苏州园林派、部委世遗保护派的反对与不忿，自有繁复的行政层级与隔行如隔山的系统出面管理。原苏州园林局副总工程师黄玮根本无法接近贝聿铭，唯一一次交谈以各说各话告结，然后就是所有反对意见被建制化消解。

在贝聿铭设计风格的地方性上，从香山饭店到苏博新馆，他已然驾轻就熟地行走于中国化的第三条道路上。用他的理念来说，就是六个字：中而新，苏而新。苏博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他的第三条道路众说纷纭，但他确实为苏州留下了趋之若鹜的建筑遗产。

贝聿铭是一个对隐私保护得极其周密的人，他习惯在建筑专业上谈论他的作品，对作品背后的心思罕有表露。在这种克制护体的情况下，仅仅以中华审美之名突出其种族特征确实有窥豹之憾。贝聿铭的“民族属性”，事实上被他两岸三地风格迥异的作品否定了。

甚至于，也难以在贝聿铭身上重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扩张式谚语。他所关注的不是种族，而是作品在时间中经历什么样的考验，以此来检验他所理解的约束与自由的关系。“力量从制约中诞生，在自由中死亡”，这是他对建筑创作的座右铭。

当年站在最前面反对苏博新址的黄玮，退休后担任吴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再无更多消息显露。在反对者与时间冲刷之外，贝聿铭以他的智慧优游于各界。即使这样，也无改香山饭店作为他留在北方的“孤儿”这个现实，而苏博仍需更长年代的核验。

总之，贝聿铭不是一种你以为的民族风，他被夸大的民族性早被其建筑风格的普遍意义所覆盖。正如1983年普利茨克国际建筑奖对贝聿铭的评语：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外部形式中的一部分是贝聿铭给予我们的。但他的工作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始终关注的是他的建筑耸立其中的环境。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一个事件之后，至少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我们都要被迫接受相关读物的信息轰炸。很抱歉，这篇也是。到底是该放弃徒劳的挣扎，接受这种局面，还是愤世嫉俗地庆祝这一种疲倦，我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