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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垃圾分类，如果延展话题链条，就是垃圾处理，观点市场中新近涌现出许多文章。
对这些文章，我也无意评价其得失。这次是想做一点钩沉的工作，看看南方都市报在十年前如何谈论它。
当然，十年前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全国只有6个，现在运行的则超过400家。决策的背景完全改变，可以想见谈论这一议题的姿态，理应做出调整。
但这些都不是今天要说的内容。
2009年10月至2010年春，南方都市报密集地刊发评论，包括社论，也包括更多数量的专栏个论等，热议垃圾焚烧发电厂立项问题。
这里选取的只是社论部分。
顺带提一下，从十年前南都评论对议程的选择看，更着重国内选题和世界热点，垃圾处理议题并不占优先地位，主要是它的地方性使然。
如果要更好地回顾这个议题，本应该整理一下当时的社会心态、新闻系列报道、问题意识等等，但工作量太大，也不一定能发得出来，所以就使用最简单的罗列法。
自然，这么做也不带有什么感情色彩，不是追忆，更不是伤感。它曾经是报纸版面固定的事实。仅此而已。
2009年10月25日，《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
“公众并非拒绝高科技，而是担心高科技的本土化；公众不讳言利益，而是忧惧利益遭挟持。是否方形垃圾焚烧发电厂，民意与决策已然相逢，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若要释放其中的对立情绪，唯一途径只能是说服，而说服所凭借的理据只能建立在民主、科学和公开的环评基础上。时至今日，民智民力皆有长进，就连政府也承认：压服不等于行政，愚弄不等于胜利。”
2009年10月31日，《番禺垃圾焚烧厂之争应该形成良性互动》
“从目前状况预测，维权民众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可能就是垃圾焚烧厂换址到一个相对人烟稀少而反对力量也不太强大的地方去。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换一个地方去建，损失并不是很大；从目前民众的角度看，垃圾焚烧厂污染不到自己的家园，这已经是胜利。但从更深远的层面去看，政府和民间的这场垃圾焚烧厂选址之争，可以有更好的结局。”
2009年11月5日，《决策充分容纳民意，施政僵局始能打破》
“反对修建番禺垃圾焚烧厂的调查报告已专送市长……广州人始终在用公信和直言进行创造，他们从未反对过让城市变得更好。”
2009年11月24日，《垃圾焚烧：依法推进绕不开民意这一环》
“事实也好，流言也好，也成为反对垃圾焚烧的最简单、最有动员力量也最具传播优势的一组信息……在目前的环保监督机制和监督能力下，一个垃圾焚烧厂在硬件上、技术上过关，是否就足够保证这个垃圾焚烧上不制造污染？”
2009年12月3日，《澄清利益输送的疑云需要决策透明》
“而作为市府推出的垃圾政策的代言人，吕志毅先生暴露了决策与民意相左的实情。这么多表现令人失望，显示了决策被置于暗箱操作后必定呈现的乱象……官员的教养，决策的透明，都亟待政府拿出诚意，补救行政失分。”
2009年12月11日，《垃圾处理：番禺转变思路可为广州提供经验》
“能否说服民众相信垃圾焚烧处理的效率和安全，只有姿态并不能消除担忧，还要在机制上加以承接。番禺区对此有设想，比如提出建立民间监督机制，不定期监控焚烧厂……番禺区负责人认为，焚烧厂到底是建还是不建，都要有科学依据。而‘科学’依据的前提是杜绝利益输送，让所有的技术模式能进入决策视野，通过公平博弈来筛选。”
2009年12月20日，《垃圾焚烧决策切勿偷换概念》
“垃圾焚烧议题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没有前几个月高，关于它的讨论似乎减低了热烈程度，但这并不代表它已被居民遗忘。对政策的淡化处理，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对声的冷却和消失。番禺用观望缓和立场，由此创造了政策与民意和解的机会，但机会正在被官僚习性耗费。广州人与环境之间的困境，总要有被清理的一天。这种未来不会因垃圾政策的躲闪遮蔽有所改变。”
2010年3月10日，《排放权交易可“盘活”广州垃圾处理》
“从排放权交易这一构想提出的背景看，政府内部的分歧是明显的。再从借助民主党派这一渠道提交方案来揣度，新的政策计划在决策的内部竞争中很可能不占上风。给新方案以施展的机会，就是给垃圾围城创造新的解决之道。”
2010年3月18日，《以公益为导向启动垃圾处理机制改革》
“广州人反对垃圾焚烧，并非出于对这项技术的无知。在这方面，民众早就积累了足够的知识与见解。有关部门没有必要再大张旗鼓地将精力放在垃圾焚烧的知识宣传上，因为真问题已从要不要垃圾焚烧过渡为要不要启动垃圾处理机制改革，有关部门不应满足于修补此前抗议中显露的瑕疵，而对真切的改革期待迟迟不予回应。”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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