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厌憎公知腔的辩护辞？-宋志标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张扣扣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自媒体界再次流传其免费辩护律师之一的辩护辞，几个月前，这个辩护辞已经被传播过一次。但本次传播在为律师攒粉、添加更多赞誉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汇聚了集中的恶评，并借此表达对其拥趸盲目点赞的不忿。

看起来，这是一个迥异于从前的异动。

在不久之前的从前岁月，每每在广受关注的案件上，只要律师祭出堂皇的辩护修辞，总是轻易获得全网喝彩。擅长写作这类修辞的律师，不仅能凭借它为委托人争取利益，读者更像是获益更多，比如了解法治，从个案上眺望更远的好的前景。

当然，全文列举这些脍炙人口的旧文，目前存在难度。一是多数与辩护词相互彰显的律师，都已经低调做人去了，所以在舆论影响力上，很像是“泯然众人矣”。除了人事不堪，那些文本搜索起来也有障碍，它们像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呈现它们面临不确定的风险。

当张扣扣的律师辩护辞沿着窠臼，进行到人间时，出现了两种费思量的结果。

一是，它很像是延续了辩护士修辞的传统，从某些沉醉者着迷的兴奋点看，确实是这样。

二是，它沿袭旧的陈辞套路，广征博引，外引内联，一种固定的格式却激发出从未有过的厌恶感。

这就叫人费解了，喜欢的欢喜的要命，厌恶的排斥得厉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局面，究竟是出于什么原理，令同样的话语昨是今非？

具体来说，可能要回到张扣扣案的往日舆论中，找寻一点情绪分化的源头，才好挑拨出一点端倪来。

张扣扣杀人，一开始是被自媒体舆论强力带偏的。在最早的解释上，是将其看作是为母复仇的孝子的进击，舆论为血腥蒙上了同态复仇的合法外衣——表现在舆论上，就是给予他同情之理解。

张扣扣杀人激活了某种原始的复仇有理的群众情绪。

伴随着这个情绪，是被杀者一家被贴上了“村霸”标签，20多年前张扣扣母亲在冲突中被杀，被描摹为一次合力的围杀，一次不人道的现场尸检，一次不公的审判。

在这些预制的舆论之下，张扣扣的杀人动机被合理化，杀人行为被美化，他成了合理但不合法的正面杀手。

要知道，张扣扣案发生在于欢杀掉辱母的高利贷业者不久，舆论的刻板印象尚未消除，继续在张扣扣身上寻找合法动机，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般的表现。

这种鼓噪的舆论看法，不只是影响一般看客，实际上也必定会影响到自愿为张扣扣辩护的律师。或许，目前这一浮夸的古典主义法思想交织传统伦理的辩护辞，可能从彼时就打上了腹稿。

后来的事，我们都看到了。

张扣扣案，是一场辩无可辩的杀人案。舆论小清新地法律意见，诸如杀人动机可谅解、同态复仇情有可原等，在现有的法律条文中毫无立足之地，这些被想象出来的宽恕理据，找不到丝毫的法条支撑。

张扣扣家属和律师的策略，也是散乱无章。既否认同态复仇的合理性，又主张刀下留人。重点放在张扣扣可能的精神疾患上，非常无力地抵挡公诉人员的攻击。

除了法条无可援引，导致辩护难，另外一个显著的辩护障碍，是法制对此类复仇行为的憎恨，它绝对不可能在个案上开启这么一个合法的杀人动机类型，这决定了审判的走向。

辩护律师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所以，在庭审辩护策略之外，辩护律师用实际行动展开了另外一层“人设”，为明知不可而为之制造动人的机遇。

这个“人设”是双方面，对张扣扣而言，将其树立成卧薪尝胆二十余年、为母复仇的孝子，连带地，将其塑造为现行法制无法容忍的义士。对律师而言，则把自身刻画为大声疾呼、却不得不屈服于现有法律、无法在法庭伸张法治理想的辩护士。

像那部描写辩护律师的韩国电影那样，律师双向代入张扣扣的悲剧命运、负重前行的辩护律师角色。

这也是在最新一轮自媒体无意识操作时，辩护词遭受猛烈批评的原因：它不是基于法律和事实的辩护，而是将当事人利益悬置，而后将辩护的地点从最需要的法庭转移到虚空的法思想幻境，无视委托人的生死之托，成全的是律师个人的名声。

这些批评意见翻译成一句话，就是：辩护律师早早预制了一个人血馒头，而后在张扣扣死后，将其塑成金身，服务于律师今后的事业与名望。

其实，我想的是，对律师的批评是不是也缺乏全面的观照。换言之，除了辩护律师赢取美誉度，是否张扣扣也在某种意义上“存活”于这个辩护辞中，成了一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

我的意思是，张扣扣如果明知死路一条，而今辩护律师以华丽的文笔延续其身后的流传，受益者是不是也不止律师一个人？如果这就是张扣扣想要的结局呢，必死无疑，却又以富有争议的形象“活下来”。从张本人、张家角度看，或许不能断然拒绝这样的结局吧。

这有点跑题了。

其实，想探求的一个答案是，为什么公知腔的辩护辞会在今时今日面临赞弹交加的处境？即使“公知”已然成为舆论场中的负面词汇，何以公知思维依旧能俘获掌声？而来自于立场上倾向于“公知”的批评声，却为什么对“公知范”强烈不满？

如果没有前一种表现，似乎可以理解为公知（字面意义上的意思）内部的矛盾，但加上公众的喜好与喝彩，似乎又不那么简单作结。

试着答题如下。

一般网络用户，反对公知，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公知可恶”这个灌输的、具有九成新的教条。但在习惯性的浅阅读上，他们对公知话语既不懂得辨析、确认，同时也没有抵抗力。也就是说，他们会随大流地厌恶公知，但又习惯性地接受公知话语。

面对张扣扣案如此复杂的信息场面，论点辨析的要求也很高，古装戏剧那一套有仇报仇的伦常规范，像是更能沁入心脾。一边是需要足够理性定力的法治思维，一边是散漫随意就能展示立场感，选择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不是人们足够感性，只因理性的难度更大。

面对辩护辞受到一部人的强烈抗议，前者的粉丝是不解居多，但这里又是很难解释的，更别提说服了。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典型的公知入门级范文，真公知为何又光火加不满呢？原因大概无法穷尽吧，我能想到有——

理想的幻灭，对于公知话语总是以“理想未来”作为终点的修辞模式，感到深深的虚假，所以投之以深深的恶意。

其次，开始察觉到，公知话语作为一套话术，非常容易被形形色色的人利用，它是如此美丽，它是如此羸弱，它是如此不设防，都让它在复杂的话语之争、现实竞争中沦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再次，可能是出于某种不可描述的绝望，一种拒绝适应、又不得不适应、总归是适应不能的困境，需要发展出新型话语才能够圆满解释的现实处境——包括如何与从众之众和解——但是却不能。

总的来说，这份公知成色显著、目标成分暧昧、顾左右而言他的辩护辞，它因为认准了信息不对称、薄弱的媒介素养、话语依赖等公众软肋，部分成功地晕染了病态，竟能赢取酣畅淋漓之态，而那些生气它精明算计、带着冷酷寒气的人，那些愤懑，终结于被凡是种种困住的体验。

题图当代水墨《患者宣誓》，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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