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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报道
现在回头看李田田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有如下的印象，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它在开端的方式上，让人想起宜黄拆迁。它们之所以引爆全网，都是当事女性向外发出求援，然后被社交媒体的博客主接收到，而后接力传播危险的讯息，一举点燃舆论。
在这里，社交媒体与机构媒体分别承担起各自的作用，这个不用多说。
事情成为全国范围的议题后，李田田的遭遇被迅速地设定为“讲真话的人受到威胁”。这是一个非常浅表的立场定位，它让人倍感熟悉，似乎又在明确指出今非昔比的事实。
围绕这一点立论是讨巧的，因为它带来了议题的开放性，这也意味着从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获得参与感。但如果仅仅局限在这里，其实能够看见评论者的“鸡贼”——因为这是原地踏步式的论述，它聪明地不去探究更多。
在实际报道和评论上，这就变成了只谈论李田田，不谈论她提到的问题，也不愿意涉入更深的背景。这个情况持续了数十个小时，新京报的人物报道小组“剥洋葱”是唯一作了这方面推进工作的。但也很聪明地将视野缩窄在很小的范围内，一条若隐若现的界限被严格遵守。
李田田被聚焦，她所批评的教育扶贫——一头庞然的大象——被漠视。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责备这种“漠视”，将其看成是怯懦，总之是一种道德上的缺憾。这种鞭挞是可以从过去继承的，而此种对懦弱的批判甚至早已形成固定的隐喻。
但我觉得，很可能不是这样。
关于教育扶贫，体制内的党报党刊至少在一年多前就有争论。一方以最高级别的党媒为代表，鼓吹教师参与扶贫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教育扶贫”的应有之意。另一方则以半月谈为先锋，以教师来信的形式捅破这层窗户纸，作出一个有强烈倾向的设问：让教师参与扶贫工作是对的吗？
在早已贫瘠不堪的网络搜索界，使用搜狗搜索“教育扶贫”这个关键词，仍能看到在整齐划一的部署之外，显露着个别地区、个别人等发出的疑惑、异议与愤慨。
这些你来我往的争议，许多以群众来信的方式显露，而回答也以信息公开的形式披露。结果很有意思，质疑者提出的几大问题都会被太极手法化解：问教师参与扶贫的法规依据，政府一一罗列；质疑会影响授课，回复的往往是滴水不漏的全民扶贫、人人有责；再问教师扶贫的补贴问题，行政答复也是相当清晰。
也就是说，在李田田将这件事隐约、简略地带到一般人汇聚的舆论场之前，教育扶贫的所有争论点，都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于湖南、安徽、四川等等地区。
而李田田一事的影响再大，也没有勾连本次传播与本已存在的争论。人们看到的是李田田风波的热闹，但我看到的只有孤立、并不相通的割裂。这种割裂，按照过去对武器的批判套路，是可以另外激起一系列文章的。
但，这次并没有。
现实好像成了这样的光景：一般人对政策的宏论并无探讨的兴趣，个别不适、个别人的不舒服被自信有余的行政机制有效吸收。可是，人们对政策中沉浮的新闻人物却能习惯性地聚焦，而这种聚焦也无关宏旨——在一种少有约束的情况下，甚至不必担心聚焦会以归纳旧闻、钩沉固有争议的方式发酵——确实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该怎么形容这一景观呢？引用《创世纪》的开头似乎恰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像是一种新开辟的疏离状态。官话在取得绝对优势后，它既高高在上，又超脱于一般人的想法。或者说，人们不再讲究宏观的话语争锋，已经从这种惯常的训导中历史性地“解放”了，他们选择性（相较于自上而下的规训灌输，同时也是有针对性）地闭目塞听，可这种看似盲目的视听状态，似乎又在无声当中打开了一些耳目。
我也说不好，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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