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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坚硬的虚无 | 媒体观察

有时候会给风物栏目随便起个标题,前天就是,看点击,似乎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但看到只是一张图片后,估计会有一些失望,以为是标题党的恶作剧。想到这里,觉得不甚妥当,就补一下看法,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权当是练练笔。
 
财新为 新冠肺炎 疫情作了最新一期专题报道,全部报道有4万多字,一共有三十多位记者编辑协作完成——包括三位留守武汉的记者(不知后来有无增加)、后方的记者编辑,还有驻扎日本和美国等地的记者——报道规模壮大,对比之下人员也庞大。
 
财新的报道我没有全部看完,一个原因是个人信息超载严重,有轻微的排斥感。报道的许多落点都在此前展露过,财新丰富它想必也是有必读性的。二个原因,是看报道目录,仍觉得有信息的盲区——但这个属于苛求,跟财新没有关系,它做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在财新媒体之外,也有其他媒体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这些媒体在现实的媒体生态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在有司和读者眼中也有不同的地位。其中有不少持续产出的报道品质都相当不错,从各个角度、日夜纷繁的落点中开拓信息的深度,提供更多有效信息。
 
撇开其他行业不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为旷日持久的新闻富矿,对它的响应集中体现了我们身在其中的媒体格局究竟何样。这是一个巨量的同题竞争的历史阶段,它既照见残存的高光媒体,也印证着整体颓势,这大致也是现实之一种吧。
 
一些已经离开媒体的前记者,面对这一历史性的报道机会,抚今追昔,往往生发出深沉的慨叹,大致意思是大众媒体的好时候一去不返。作为对比的证据,汶川地震的报道面貌被引入,更有针对性的非典报道更被频繁列举,以佐证我们处在一个下行的路上。
 
粗略分析,诸君之所以认为今不如昔的论据,集中在报道机构的数量上,有资深媒体人说搁在过去能做出财新报道规模的至少有十家。也有的论据涉及更深层的媒体类型的消失,比如说XX系这次与湖北媒体等量齐观,从先锋媒体前列下降至普通的地方媒体等等。
 
上述由财新的报道规模所激发的怀念与回忆,还算是客气的。在某些更外围的地方,存在着更加激进的立场,否定这场疫情中有任何值得肯定的媒体。一言以蔽之,坏透了之类——这属于终极的推翻,没法商榷,在自以为义的论断中显露视野的粗糙。
 
作为在现有信息环境中的人,本人以为对这次疫情的报道——无论是在巨型灾难中被进一步激活的社交媒体(比如许多武汉武汉医院通过微博呼告求援),还是因行业颓唐而饱受耻感负累的机构媒体,其表现都抵达了现有条件下报道能达到的最高点。
 
在两厢对照中,以汶川地震报道衡量当下,或以媒体当下作为对照过往,确实存在一种“历史性的失落”。可因为许多方面的原因,都不该生气地否定媒体的表现。或许,在这种媒体格局下,对个人提出更多主动性的要求,去增长各人的媒体素养。
 
实际上,地震与瘟疫不同,面临的局限性大有区别。哪怕17年前、12年前的媒体序列保留至今,媒体敢于向疫区派出大批记者时只怕也会反复掂量,不会像那时候买张机票就动身。非典时的媒体高光聚焦在对瞒报的点状突破,就特稿及深度报道而言,现时并不逊色。
 
至少,与非典时候相比,疫情报道中表现出色的媒体在特稿生产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了前者。事后及总体上看,非典或地震时期的报道聚焦于权力运行,但对人的描摹是粗粝的、简笔的,眼下的疫情报道依靠各类特稿深刻、详尽地展现了人的处境。
 
当然,眼下的媒体报道当然也频繁地触及疫情中的系统表现,武汉市政府的、红十字会的、封村背后的基层权力等等。但由权力运作与人之处境两个大命题看,出现了聚焦点的转换,最后出来的报道就是有得有失,这是我对媒体喟叹有多保留的原因。
 
具体的篇幅、具体的人物选择、具体的处境拼图,就不一一列举了。可以这么说,在即使是大众媒体鼎盛期那些报道无法触及的东西,其实在现在一样无法触及。不能将这些报道的力有不逮之处,完全归因为媒体格局的变迁,这样说不算公平。
 
一个很愿意为之辩护的方面是,不能因为媒体在先锋媒体规模及其大众属性的衰减,否定现有记者在现有环境下的努力。那种在远方的外围,只能靠大而化之、永远正确的粗线条判断否定媒体的,否定信息流的,不只是傲慢,更有一种不在场的虚弱在。
 
同时,就财新媒体的专题操作引申开来,也不是说就安稳于眼下的媒体及其属性。但是,身处激流当中竭力去描摹激流,在漩涡当中告诉别人漩涡里的模样,哪怕只有一家媒体坚持做,也是值得振奋的。更何况,在疫情激扬的时间段,有许多媒体在做。
 
从疫情报道联想到汶川地震报道或非典报道,这是第一层认识;由两下比较得出或感叹今不如昔的媒体构成、生态,这是第二层认识。这些宏观的认知及其随之而来的消极,建立在进步论的基础上,或许是不够的,或者说不算是周到的。
 
个人以为,还有第三层的认识,就是从报道的文本上,来看到现存的媒体如何维持其媒体属性,更主要的是,由80、90世代记者用他们的写作开辟出与前辈记者侧重点不同的报道趋势与风貌。这也是我对类似“还剩多少深度记者”这类争议,另有看法的原因。
 
如果非要比谁的悲观更有分量,也许该看到比“媒体报道”更恒久的问题:后来怎样了?历史性地看,汶川地震报道之后怎样了?非典报道之后又怎样了?虽然对于媒体的社会功用有积极或中立的立场,但要是比哪种虚无更靠谱,则又是另外一番田地了。
 
所以,如果真的回到媒体的属性及记者的角色上,那些本分的职能或许更应该被看重,而不是漠视它们、荡开去高谈阔论。记者作为记录者的志业,我不觉得过去已经做到最好,相反,现在的所作所为更接近角色本质。至于媒体或记者角色的外延能有多远,你们聊。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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